十九岁那年我当了仪表车床工
上个世纪七十年后期，国家开始放宽了政策，不少地方悄然萌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农民伯伯”偷偷摸摸地开始办起了“社队企业”。
尽管当时对“社队企业”还有种种的限制，如在政策上只允许发展社办、社队联办企业，不准队级单独办厂，只能以车间名义参加社队联办厂；在思想认识上甚至把发展社队企业视为“以钱为纲”、“弃农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经常受到批判。
但是不少干部和群众已经认识到，“社队企业”的兴办有利于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能为农业机械化奠定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所在的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精明的领导也率先办起了一家五金螺丝厂，厂房就设在队部，也就是今天的上虞广电大厦停车场后面的位置，曾经的俞家台门天井后面的一排平房内。
社队企业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前身，乡镇企业的发展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1984年，中央四号文件正式将“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随着政策的肯定，乡镇企业有了快速发展。
但是初创阶段的“社队企业”多以手工劳动为主，购置的机械设备极为简单，企业规模也非常偏小，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年轻的我赶上了好时候。
1977年，十九岁的我在田畈里滚爬了二年之后，终于结束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修地球”生活，进了五金螺丝厂当了一名“社队企业”工人，做了一名仪表车床的车工。
从此，我过上了一段极有奔头的生活。
当年第五生产队五金螺丝厂的厂长是赵伯洪，检验员是陈利民，业务员是沈悦来，而带班师傅则是从上虞中学校办企业派来的技术人员，一个叫李爱玲的小姑娘，她做了我的师傅。
我的师傅李爱玲，家住在曹娥，当年大约在22岁左右。这是一个靓丽的女孩子，甜甜的脸蛋，大大的眼睛，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细腻白皙的皮肤，婀娜娉婷的身材，标准的江南美女。
我常常为自己的人生中能拥有这样一位漂亮的师傅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我在这家五金螺丝厂，总共待了三年。
当时我在五金螺丝厂的上班是二班倒，白班是上午7时到下午15：30时，晚班是15：30时到23：30时。适逢农忙时节，工厂会统一放十天左右的农忙假。
我们厂里前期主要生产山东拖拉机厂的螺丝，后期生产活络扳手螺丝。当时的业务是由松厦的一个王师傅具体接洽的，技术指导则由上虞中学校办企业派员负责。
在我们上虞，“社队企业”的创办起步和原始发展，大多步履维艰，主要依靠的是“外来神仙”。松厦的王师傅当年在我们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被奉为座上宾并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而五金螺丝厂的创办，可以说全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党小组长赵伯均和生产队长朱善德二位领导的功劳，他俩对百官五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功不可没。
当时厂里有一条五金螺丝的生产线，车间里摆放着六台仪表车床，分成二排，每排三台。我被分配在仪表车床做了车工，当年我所做的车床位置在山墙靠窗的那台，与赵尧囡搭班。
三年中我的师傅李爱玲教我学会了使用游标卡，千分尺，还有切削五金螺丝一些初级机械加工技术。
我现在还记得进厂后，李爱玲师傅先教我去磨刀房练习磨刀。
当时的磨刀房在山墙后面，是一间用黑色油毛毡搭建的棚棚。闸刀往下一扳，砂轮高速飞转，刀触砂轮火星四溅。而我跟在李爱玲师傅的身后，看着她磨刀的姿式与角度。
然后把磨好的锋钢刀或乌钢刀装到车架上、用螺杆夹紧。接着，又在车床上放好润滑油的橡皮管，开动马达，先让它慢速空转起来。
接下来李爱玲师傅就教我对洋元进行切削加工。李爱玲师傅站在车床前，注视着飞转的卡盘，两手忙碌，我站在师傅身旁，两眼紧盯着卡盘，时不时地用掸帚帮她清理切削下来的铁屑，铁屑从车刀上端不断地冒出来，象刚出锅的面条那样热气逼人，掉在底下盛水的托盘里会发出“??”的回响。
我对车床很有悟性，稍微指教一下就能心神领会。因为儿时的我曾经在寒暑假去江西父亲的工厂跟他徒弟学过车工技术，稍微懂点机械知识的皮毛，所以进步得比较快。
当我独立操作后，就严格按照图纸认真把握好每一颗螺丝的尺寸。我总是拿着游标卡，千分尺小心翼翼地对刚刚车下来的工件量了又量，尽可能不让自己出次品。
拖拉机上的螺丝生产并不复杂，但也包含了好几道繁琐的工序，得分别由好多工人来完成操作，我是这条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
人们常用“良师益友”来形容使自己得到教益和帮助的人。
我在五金螺丝厂工作的三年里，我的师傅李爱玲从车工的常用计算，到操作技能，都对我这个刚从田头爬起来的泥腿子帮助极大，我为能遇上这样一个好师傅感到很幸运。
我在五金螺丝厂工作的三年里，我们厂开始的时候男人很少，大多是女工，男人差不多都担任着重要岗位，做车工的男人只有我一个。
后来随着企业的发展招收了很多工人，也陆陆续续地进来了不少男工。因为男工少，每次县里有大的工程需要出民工，只要有名额摊上了我们厂，几乎都会想到我。海涂围垦轮到我，上浦闸筑堰也轮到我。
我在五金螺丝厂工作的三年里，我与赵尧囡同一台仪表车床上下班搭档，我们二个人关系比较融洽。
因为每部车床完成的产品不同完成的数量也不同，我们就钻了空子，私下在产品数量上动了一点小小的歪脑筋。别人实实在在需要埋头工作8小时，而我们二个人每天顶多只要工作6个小时就行了。
当时我们五金螺丝厂的后面是蔬菜队（如今半山路青春商场的位置），因为我有了空余时间又童心未泯，每当我上夜班的时候，有时半夜里就会带人到蔬菜队瓜棚下偷摘黄瓜或黄金瓜，大家饱餐一顿。
但往往第二天就会被人发觉，免不了受到师傅训斥。而泄露天机的恰恰是我们厂出去的人，穿的球鞋都是沾上柴油的，在瓜棚留下的脚印、湿地里会留下明显的柴油印迹。
197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社论。6月，中共中央又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要壮大，社队企业必须有个大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的全会召开更是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中的“农民伯伯”。百官的“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得到了迅猛发展。广大干部群众兴办“社队企业”的热情空前高涨，我们百官大队几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随着政策放宽，外部环境改善，社队企业依靠市场逐渐崛起，红红火火。
1984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后“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
我在百官五金螺丝厂工作了三年之后离开了，离开了我的师傅李爱玲，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去了百官镇丝绸厂工作，又重新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