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我在百官镇立新小学上学
岁月匆匆，人生漫漫，少年时代的人和事如今依然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上个世纪的1965年，八岁的我，结束了三年的幼儿园学习生活，从上堰头的“红苗幼儿园”大班毕业了。按照学区划分，我又拎着母亲做的布书包，进入了座落在我们下市头交界桥“百官河”(今天的人民路)岸边的一所“百官镇第二小学”读书，并被分在了“一班”。我在那陌生的教室，做了一名小学生。当年我们这届学生总共招收了二个班级，有100多个人。
这所学校离我家只有几步之遥，很近，近到我躺在床上也可以听见学校的打铃声。我家与这所学校相邻，就在它的旁边，学校里的老师，上至校长下至校工都和我娘娘认识并非常熟悉，关系也很好。
9月的一天，我笑容满面地跟着娘娘屁股后面颠发颠发来到学校，高高兴兴地报名上了学。从此，我就开始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漫漫求学之路。据我所知，我就读的小学，1956年还是百官镇中心小学的分部，1960年才正式划出独立。1963年定名为百官镇第二小学，百官人习惯称呼“二小”。到了文革初期的1966年又改名为百官镇立新小学，一直延续到了我从小学毕业以后好多年，还是叫作“立新小学”，最后随着城市的建设而被整体拆除。
我的记忆中，“二小”最初是设在“俞家祠堂”的。当年旁边的“季家祠堂”还进驻着上虞虞光绍剧团。不久，虞光绍剧团解散了，“季家祠堂”也被并入了“二小”，做了校舍。二个祠堂的合并，扩大了“二小”的校舍规摸。当年学校的大门是朝南开的。那时我觉得校园很大，现在想想真是小的可怜。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校名还是百官镇第二小学，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文革中红卫兵大破“四旧”，于是校名就被改为了百官镇立新小学。当年我们的学校就开办在破旧的祠堂里，这祠堂是从旧社会接管过来的。“俞家祠堂”以前曾经是我们百官俞氏家族的宗产。解放后，因为宗族活动被禁止，祠堂也就被没收了并改做了校舍。过去的祠堂都是砖木结构，撑起祠堂的是那种粗大的圆柱，圆柱下面垫底的是那种鼓形的石基，而上面则是凹形的穹顶。跨过横卧着的高高石门槛，走进了两扇乌黑的大门，里面是一个诺大的天井，穿过天井中间铺着石板的过道，踏着石阶拾级而上就是祠堂的大殿了。
当年这大殿是被当作学校大礼堂的，一般用来集会。平时则放着几张旧的乒乓球台，让学生们轮流着用简易的“瘌壳板”打打乒乓球，我记得那打瘪的或踩瘪的乒乓球，还要用热开水浸泡一下，待到鼓起来之后继续再用。而祠堂左右两侧低矮的平厢房就是学校的教室，一间教室一般要打通三间房屋连在一起才能容下40-50个学生。里面摆放着几排课桌和短矮?子。这厢房只有靠近里面的一边有窗，遇到阴沉天气，室内光线就会严重不足，因此有时候上课还需要开着灯上课。
那时随着年级的增长是要调换教室的，每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就搬着桌子凳子搞全班大迁移，极像候鸟一样每年的金秋就要挪动巢穴。整个祠堂虽然因为年久失修，略显破旧，但还是很好地保存了曾经有过的大气，特别是梁檐下各种各样的装饰雕刻，很有江南本地的特色。被拆除的俞家祠堂和季家祠堂，曾经陪伴着俞姓、季姓儿孙走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
当年的教育因为经费有限，农村中的小学校舍大多都是陈旧破烂的，我们的教室也很简陋，一块黑板和几张桌椅就构成了一间教室。黑板是一块刷上黑漆的大木板，有二只脚的，靠立在墙边。可以移动，黑板不够的时候便于移动到其他教室使用。
所有的教室，黑板上方的白色墙壁上无一例外地都贴着红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黑板前方是一张被称为讲台的课桌，上面放着粉笔和擦黑板的板刷或者抹布。课堂后的墙面大多用于张贴学习文章或所公布的成绩单，还有老师用来鼓励学生的红五星等。讲台下面是四五十张课桌，木质的双人课桌大约一米多长，没有抽屉，面一块横木用于放书包，而同学们习惯把长长的书包带子挂在课桌两旁，横木上放课堂备用的书本。
两个同学合用的一张课桌，有时也会因为同桌同学关系相处不好而引起纠纷，甚至“讨相骂”。最后解决的办法总是私下在课桌中间划上一条“三八”停火线，约定二人不能越界。
尽管学校的教学条件很差，但我们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依然整整齐齐地摊开书本，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课，一片琅琅读书声。每节课下课之后，同学们就三五成群地拥挤在教室外面那狭窄的通道上、走廊中，男同学喜欢打弹子，拍洋鬼子，拍豆腐干，而女同学则爱踢毽子，跳皮筋，跳房子，学校内到处回荡着同学们稚嫩的欢笑声……我依稀记得我们学校开始阶段是没有什么操场的，后来在季家祠堂后面才有了一个烂泥地的操场，面积也是很小，也没有安放篮球架，让学生们打打篮球。尘土飞扬的操场里能做的运动也仅仅只是做做广播体操。因为这个操场，在市政拆建中曾经做了我家三间房屋的宅基地，所以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同龄人中我算得上是一个天资聪明的孩子。上小学期间，我一直担任着学生干部，是满头的光环。既是班级里的班长，又是学校的红小兵营长，考试成绩经常是班级里的第一名，每年都被评上“五好学生”、“优秀红小兵”。我的班主任老师最初是黄巧芬老师，后来是肖招云老师，校长则是在上虞大名鼎鼎的赵万荣老师。我能现在还能记得是一个黄立范老师，一个李巧珍老师，一个俞老师。当年学校的教师队伍是参差不齐的，既有公办教师，也有民办教师，还有代课教师，而且校长、教导主任、老师都是挤在了同一个办公室里集体办公的。
昔时的同学如今散落四方，现在我不记得班上所有同学的名字了，只能记住少数几个人了。那个时候我在班级里与同学关系都很好，但关系最铁的，又天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地一起嬉戏玩耍的是一个叫唐兴良的同学。他家原来住在下市头的下庙背后，放学之后我经常去他家玩或一起做作业。长大后，他曾经被分配在章镇茶场工作过。我是从语文课本的“日月水火.、山水田地”开始识字读书的，我们完整地读完了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全部课业。对我来说，语文课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节课叫作“司马光砸缸救人”。
讲的是古时候有个人叫司马光。他小时候，有一回跟几个小朋友在后院花园里玩，有个小朋友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就掉到大水缸里。别的小朋友都慌了，哭着、叫着、喊着，有的还跑去找大人。只有司马光没有慌忙。他举起了一块石头，使劲地砸那口缸，几下子就砸破了水缸。缸里的水流了出来，掉在缸里被淹在水里的小朋友终于得救了。故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后来，我到河南信阳地区做黄鳝泥鳅生意的时候，还特地跑到光山县城原为宋代县衙官舍遗址的司马光宾馆住宿，我去参观了司马光出生的故居，还有后院那个司马光砸缸救人的地方。我甚至还考证了那个被司马光相救的小孩复姓上官名尚光，长大成人后移居光山县城西龙堤南坡，并建起了一座“感恩亭”，以报答对司马光的救命之恩。后人为了纪念此举，将此坡改称成了“上官岗”或“尚光岗”。在一年级，我就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每位少先队员都要知道红领巾的深远意义，它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旗的一角，有无数少先队员为了维护红领巾的神圣而献出了小小的生命。少先队员是光荣的，戴着代表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更加光荣。因此，作为少先队员的我们，要天天戴着红领巾，好好地爱护我们胸前的红领巾……”加入少先队的时候老师这么庄重地对我说着。当时，我看着飘在胸前那鲜艳的红领巾，是激动万分，又无比骄傲。红领巾在每个刚上学的孩子心中都是神圣的、期待的。系上了红领巾，是一种光荣，更是一个梦想。我记得自己当时背着的一个书包，是妈妈用几种不同颜色条绒给拼做的小书包。那个时候我们学生的书包份量很轻的，低年级只有语文、数学两门主课有教课书，高年级也只加了一门常识课，其它的比如书画、唱歌、体育等辅课，没有什么教课书。比起现在孩子的“炸药包”来，要轻松多多了。没有象现在的学生，一只书包很重很重，压得有的学生都快要弯下腰了。网上也有人叫着喊着要给小学生减压。
当时的算术课中还有一门珠算，让我们学习怎样打算盘，打算盘的原理并不复杂，稍加讲解就能明白了。至于想要纯熟和准确，那只有等到实际运用中。而书画课一般是练习写毛笔字，可惜我从小对写字没有多少耐心去练，不管是毛笔还是钢笔，写出来的字都象蟹爬很潦草。书法这课我没有学好，现在很后悔。当我读书读到了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从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开始，中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也波及到了我们上虞百官。上虞县的所有学校和学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学生们停课闹革命，大家穿上军装套上红袖章，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会小会揪斗走资派，批斗地(主)、富(农)、反(历史反革命)、右(右派)和牛鬼蛇神。红卫兵则全国大串联，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学校高年级的学生也先行组织红卫兵从贴大字报开始到杀向社会，几天前还只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天后横扫“四旧”活动就开始了。他们就近到河对面砸观音庙，把观音庙香案拆毁，高大的观音菩萨头颅齐颈部截断，塑像被砸烂。在横扫“四旧”行动中搞得最多的是抄家。于是“地富反坏右”的家庭被抄了，有历史问题的家庭被抄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庭被抄了。不少下市头大户人家的金银细软和书画文物也被抄了出来。在我们百官街里的一般人家，既没有字画古董，也没有祖传珍宝，于是就揭掉墙上有寿星的年画，刷掉大灶上有财神什么的图案，还敲掉老太太的一尊尊关帝菩萨泥塑和一尊尊弥勒菩萨的瓷器。我亲眼目睹了在季家祠堂门口的河埠头，红卫兵焚烧“四旧”的东西，上虞虞光绍剧团的许多戏服行头，扔进了那熊熊大火，据说很多带着珠子的戏服，是很值钱的。场面远比现在工商部门焚烧假烟假酒热烈。高年级的红卫兵上百官解放街游行，贴标语，写大字报，忙得不亦乐乎。而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年令尚小，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颠发颠发，凑凑热闹。当时撒传单很刺激，各个红卫兵组织都在撒，你撒你的，我撒我的，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那些折得整整齐齐的传单洒向空中，四处飞扬飘落。后来，传单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一期期战报，小组织又联合成大组织，最后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派。到了有派别的时候，那战报就是在报社铅印的如报纸那么大张的还带彩色带图片的那种了。这么大张的战报，撒是撒不出去了，于是我们做红小兵的就成了报童，沿街叫卖。那时的百官街是天天揪斗走资派，文革期间流行游街，游街的人被戴上纸糊的像个圆锥体一样的帽子，上面写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上歪歪斜斜的叉叉，意思是被定了罪，永远不得翻身。走资派颈上还挂一大块纸版牌子，一般都是先召开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批斗会，让走资派“坐飞机”，然后用大卡车开着游街，类似今天严打将犯罪嫌疑人游街。我们小学的校长赵万荣老师也被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然后打倒了，文革中赵校长吃了很多苦。我们上虞在文革中由红卫兵而造反派的两派组织之间后期主要是笔墨口水战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各个造反派组织出动宣传车巡回宣传，车上装着的高音喇叭，整天“哇啦、哇啦”，几乎没有发生大的武斗事件。百官街头唯一的一次武斗是在胜利路“一招”内，县工农纠察队与我们百官大队开山队之间发生的，这已是文革的后期，另当别类。那个时候，每当毛主席发表什么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人们总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彻夜欢呼。回来还不能一睡，要熬夜，通宵地等待着，因为在早上学校还要开大会隆重庆祝。有时在百官人民广场，全县会有几万、十几万人一起集会游行。我们学校也易名改叫了“立新小学”，学校也按部队编制，组成了红小兵营部。每个年级，叫“连”，象我所在的二年级就叫“二连”。而我们二年级“一班”就成了“一排”。当时我是班级的班长，也官升一级成了“排长”，这很有点搞笑！文革中的几年，我从“排长”升到了“连长”，又从“连长”升到了“副营长”，最后，我还成了立新小学最大的官，红小兵“营长”(相当於如今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哈哈，……
1968年3月上虞县成立了红代会即红卫兵红小兵代表大会。我作为百官立新小学红小兵代表，与向阳小学红小兵营长苗勇（曾经担任过上虞检察院副检察长），百官镇小学红小兵营长周文琴，三个人一起参加了当时的百官镇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年我们学校的每个教室墙壁右上角都装有一个方盒子喇叭，而我们学生每天则要数次收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闻广播。课桌上面摆放了一摞课本，最上面放的是袖珍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老师进来之后，作为“排长”的我，就喊一声“起立！”，然后，同学们要迅速拿红宝书按老师所说的页数翻开，跟着老师念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坐下学习课文。平时，同学们也经常会将红宝书用右手贴至胸前，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斗私批修”。
文革初期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铺天盖地涌来，有金属的、陶瓷的，大的如脸盆，小的如分币。解放军基本上都佩戴五星状的像章，下面再加戴“为人民服务”的横条章，这是军装的标准配置。我记得当时人人胸佩毛主席像章，家家摆放毛主席石膏象。以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可是一旦不小心把毛主席的石膏像碰碎被人瞧见了，那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准被扣在头上。你就倒霉了，轻则批斗，重则判刑。当年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为此翻跟斗，变成了二种世界的人。那个时候，社会上有着很浓厚的政治氛围，讲究阶级斗争，学校的墙上到处张贴着毛主席语录，还有打倒张三、打倒李四、打倒王五麻子之类的标语，而且名字上面都打着红叉叉，因此学生们年纪虽小却也很懂得爱憎分明。
“文革”中，作为中国旧社会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已经作古的刘文彩可谓出尽了风头。有一天，同学们在学校的组织下，在老师的率领下，我们排着队伍扛着红旗，手捧“红宝书”一路走过曹娥江铁路大桥来到曹娥孝女庙，观看泥塑《收租院》。《收租院》说的是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恶霸大地主刘文彩，住在豪华的地主庄园里，过着骄奢淫逸的腐败日子。他残酷剥削当地农民，搞得乡邻家破人亡。印象最深的是刘家的水牢，不知害死了多少劳苦大众；还有就是刘文彩六十多岁了，强迫青年妇女给他喝人奶……刘文彩罪行累累，欠下了很多血债。看完泥塑《收租院》展览馆之后，同学们人人都义愤填膺，受到了一次极好的阶级教育，我们发誓与刘文彩之类的恶霸地主不共戴天。同学们平时还真的密切注视着阶级斗争新动向，严防左邻右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同工人叔叔、农民伯伯一起批判资产阶级。为了珍惜劳动果实，每遇夏天双抢大忙时节，学生们就会到生产队帮助农民伯伯捡麦穗、谷穗和拾棉花。学校还提倡学雷锋、做好事，我们学生经常通过捡废品垃圾换钱来为班级集体积累资金增加班级活动经费。还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上街刷标语、用废报纸写一些政治化色彩极强的小字报。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做什么事都会很认真。老师让我们怎么做，我们便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努力地去做到，做好。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也去春游过，但那不是现在的学校去春游去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在当时算作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可是要批判的。我们的春游是去参观工厂，向工农兵学习。1969年上虞棉纺厂刚建成投产，这可是上虞境内最大型的企业了。那年我们学校就组织学生长途跋涉行军去上虞棉纺厂活动。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生的装束几乎是一样的，头戴军帽，身着白衬衫、蓝裤子，脚穿解放鞋，肩上斜挂军书包，臂上别着一块红底黄字的“红小兵”臂章，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
当我们排着队伍走在路上，很神气，也活灵活现地象极一支部队在行军，一路上有很多小朋友非常羡慕。而我是班长，此时已改称排长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颈上还挂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镜框画像，用双手虔诚地捧着。那个时候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学生到龙山烈士陵园去祭扫烈士墓，并在那里举行入队仪式，但那已不是系红领巾的少先队而是加入红小兵的仪式清明前春寒料峭，马路两旁的树上只是一抹淡淡的绿意。一路上我们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少儿歌曲，举着红旗扛着花圈，排着队伍向着龙山前进。革命烈士墓，位于龙山西麓.始建于1965年，1985年重建。墓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墓前立碑，碑高11米，宽2.50米。用青石砌成，顶端置红五星，碑的花岗石基上现在镌刻着赵朴初“革命烈士纪念碑”七个金色大字。碑阴镌文，介绍烈士的英勇事迹。烈士墓内安葬着11位烈士的忠骨。他们分别是1944年3月在参加上虞徐家岙战斗中牺牲的浙东游击队指战员俞菊生、杨有贵和1949年5月解放上虞时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常有臣、邱正富、李宪滨、赵春同、王明生、冯庆令、金良益和两位无名烈士。到了烈士墓，我们首先向烈士墓的纪念碑敬献花圈（那时没有献花篮的），低头肃立在英雄们的面前，默默地沉痛怀念。追忆这些无私无畏的英雄们，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迎着密集而无情的枪林弹雨，前赴后继的壮丽场面，以他们的血肉躯开辟了如今幸福祥和的美好生活。然后举行入队仪式，被发展入队的同学光荣地在烈士墓前别上红小兵证章，在烈士墓前宣誓：“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革命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现在的孩子恐怕难以想像我们当时在烈士墓前凭吊先烈时内心充满的那种庄严和崇敬。年年清明祭扫烈士墓，年年都接受一次心灵上的洗礼。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学校经常会组织大家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有一次学校的头头脑脑和贫宣队都坐在主席台上，会场设在作为学校礼堂的季家祠堂大殿。会场主席台上挂着一幅红布横幅，上面写着《忆苦思甜报告大会》，全体学生则整齐地坐在下面。广播扩音机按例先播出了那段文革歌曲《不忘阶级苦》：“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申：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鞭子抽我身，抽得我鲜血流；可怜我……”曲毕，驻校贫宣队队长赵五六便请出了报告会的主角，一个不知道从那儿请来的据说苦大仇深的“老太公”。讲了一番在旧社会当长工如何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受尽折磨，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报告中，那个贫下中农老头说着说着有时泣不成声，还时不时地抹下几滴眼泪。
每当这个时候，便有人领着呼喊几句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打倒万恶的狗地主”等等。学生们也就齐声跟着振臂高呼口号。催人泪下的报告会最后总是引来了女同学们的一片哭声，人们拿着手帕抹泪。会后，就是进行一项最神圣的仪式，全体师生吃一顿忆苦饭，尝一下旧社会的苦。学校会特意蒸几大锅糠面菜团子，每人分到一个糠面菜团子。所谓糠面菜团子，就是用糠和剁碎了的烂菜帮子蒸出来的，糠就是稻谷轧成大米后，面筛剩下的稻皮和碎屑，喂猪用的。放到嘴里，有一股涩拉拉的味道。吃“忆苦饭”的感觉就像吃锯末，难以下咽。可没人敢不吃，吃的时候都装作一本正经的，可心里在想些什么，每个人只有自己知道了。
每次参加这样的“忆苦思甜”报告会后，我放学回家总要问娘娘：“是不是当年地主对农民真的那么坏？”“旧社会农民真的吃不饱饭、穿不暧衣吗？”我的娘娘总是笑笑后摇摇头不回答。后来我才明白她是百官沈家台门大户人家出身，根本就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学校还请大桥部队的解放军叔叔作校外辅导员，那时候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欧阳海，还有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在我的记忆中，文革中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演出队”，曾经跳过“忠字舞”，“忠字舞”曾经是文革时代的象征。我记得出门去跳“忠字舞”是有行头的，穿着一身绿军装，头上戴着一顶黄军帽，腰间系着一根军用黄牛皮带，肩上还斜跨着一只军用挎包，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的像章，胳膊上套着红袖章。我们宣传队的十几个人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到处演出。这“忠字舞”是文革中独创的一种表示对毛主席忠心、忠诚为内容的狂热集体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跳“忠字舞”，我记得当时的动作无非也就是弓腿曲臂手拿“红宝书”在胸前抖来抖去的那么几个动作。舞蹈动作近似于广播体操，比较粗糙、稚拙、单调，没有多少美感。主要的动作表演：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时我们手拿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作为道具。在那个激情的年代，我们跳“忠字舞”真的是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我记得我们在当年还给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教过“忠字舞”，看着他们老胳膊老腿的也在认真的学着跳“忠字舞，心里颇有成就感。跳的“忠字舞”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是，在百官人民广场群众集会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成千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其场面、规模之庞大，恢宏无比，气势磅礴，为前例，让人狂热亢奋。十年文革的政治运动对教育的冲击很大，我在百官镇立新小学读书期间就经常停课闹革命，或去社会参加集会游行活动，或在学校参与各种名义的政治运动，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很少坐在课堂安安静静好好地听课读书。那个时候的教材也被删改成简直不象课本了。记得二年级的有一学期，正当文革轰轰烈烈之时，我们是拿着学校发下来的一本白封面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当作课本学习的，这对现在的家长和学生来讲，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文革中由于小学里的功课不多，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天真无邪的我从看连环画小人书开始，很早就在课外偷偷地喜欢上了看小说书。虽然那个时候还识不了多少字，去读那些满页都是生字的小说，只能是半猜半读，但我居然能坚持读下去而且逐渐喜欢上了文学小说。
当然，那时我是不知道什么叫文学的，读小说也不求甚解，只是被书中精彩的故事所吸引而已。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做感动，什么是文字的力量。我看了不少小说知道了很多故事，我就常常讲给同学们听，我眉飞色舞地讲得头头是道，而同学们则听得津津有味。
那个时候每学期虽然还有文化考试，但已不讲究升级留级了。学校在工宣队、贫宣队的管理下，读书成绩好坏都无关紧要，反正不会辍学，一样升级一律毕业。我在百官“立新小学”总共读了五年半的小学，只有一年级第一学期接受的是正规教育，后来都是处在运动中糊里糊涂地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不知道学到了一些什么文化，掌握了一些什么知识。我的小学时代就是这样在文革十年动乱中结束了。百官“立新小学”历经了几度扩建数度发展，最后还是在城市建设中被整体拆除了，它的地址上建成了上虞的商业龙头企业“大通商城”。
但当年还是保留了一条幽幽深长的“立新弄”让我缅怀，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条存在了好几年的“立新弄”也被拆除了，没有了，“立新弄”内的我家也成了“大通商城”的停车场。虽然现在再也寻找不到当年我就读的小学遗迹了，但曾经的“立新小学”永远是我的母校，是我的精神家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许多年过去了，小时候丰富多彩的快乐时光已经淡出了记忆。然而，儿时的小学生活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让我记忆犹新。
因为我的人生，我的一切，都是八岁那年从立新小学开始的。时光匆匆划过的这里，是我的人生一个转折点，我从一个幼稚的孩童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少年，也使我有了知识有了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