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依为伴的娘娘家

奶奶是父亲的母亲，也是父亲的儿子的祖母。现在的年轻人牙牙学语起就叫奶奶了，叫奶奶比较温软，但我们上虞人过去习惯把奶奶叫作“娘娘”，虽然叫“娘娘”似乎土得有点生硬，可我还是觉得把奶奶叫作“娘娘”更加亲切淳朴。

每当我走过、路过，忽然听到别人在喊“娘娘”，我就会驻足停步。在眼前顿时浮现出娘娘那慈祥的音容笑貌，并拣拾起在我的记忆深处一些童年往事的零散碎片，那份对娘娘的感受至今依然觉得温馨而亲切。

在我还只有十四个月大，抱手的时候，就被爷爷、娘娘从上海杨浦区接到上虞，来到了百官。十四岁以前的我，一直由娘娘领着、带着。可以说，我是在千年古镇的百官喝着曹娥江水长大的。

我家世代居住在百官，老辈手里有个不成文的俗定，要住满五代才能算作百官人。我家祖传的房屋座落在百官下市头交界桥下，“百官河”的北岸。

我爷爷有三间座东朝西的低矮平房，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屋门前有一个乱石相嵌的长方形道地，地面的石头已被踩踏得光滑平整。

道地前面的石坎下，还有一个长方形的菜园子，种着几畦蔬菜。

菜园内北侧最里面种植着一棵高高的“香泡”树，而菜园东侧靠近台门旁也种植着一棵矮矮的“益利”树。(结的是那种象樱桃一样的水果)

菜园西侧，有一座朝南的坟墓，堆着高高尖尖的泥土，上面长满了青草，里面躺着的不知是那位我们俞姓的老祖宗。

坟墓紧紧靠着旁边的季家祠堂东首墙壁。

我们这个俞家道地的房屋布局是一直一横的7字形，道地北面是房屋，南面有一扇很阔的院子台门，上面用绳子悬挂着一只小小的铜铃。每当有大风吹起，或有人推门，就会响起一阵“呤当呤当”的铃声。

跨出台门，就是由高渐低的一级级石砌“步腿档”，台阶大概有个十来级吧！

下来之后，就是“百官河”北岸的一条长长的、延绵不断的道路，地面铺着一块块长短参差不齐的青石板，石板路东向通往交界桥、敏家桥、万安桥、水港桥、三棚桥，而西向则通往教场桥。

我们这个俞家道地，里面住着三户人家，最里面一户是开龙爷爷，中间一户是瑞芬阿伯，最外面一户就是我爷爷、娘娘。

我家的房屋后面，墙与墙紧紧贴着百安爷爷的家。后面是我们一个更大的俞家道地，那里居住着很多的俞姓人家，都是自族里人。

我的太爷爷讳名俞松庭，他的“庭”字辈有五个兄弟，当年这二个俞家道地居住的全是他五兄弟的子子孙孙。因此，我们大家都是血脉相连的亲房，而且隔代还不远，亲着呢！

我的太爷爷在五兄弟中排行有点大，所以我家比别人多了一代人，辈份就显得小了。在俞家道地我见到比我年令大的人，几乎都要喊太太、爷爷、娘娘，而见到年令与我相仿或比我小的人，也差不多都要喊伯伯、叔叔、阿伯。

现在的人民路大通商城这方土地，当年全是我们俞家世世代代的居住地。

小的时候，在家里我是娘娘的“跟屁虫”，娘娘去邻居家串门或走亲戚家做客，我都会跟随着而去，可以说，娘娘到了哪里，哪里就一定会有我。

在娘娘眼里我是长房长孙，因此，娘娘对我从小就非常溺爱，什么事都会顺着我，依着我。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她老人家总是藏着、掖着、留着给我吃。可以说，娘娘是我的一生中最疼爱我的长辈老人。

在娘娘家，不只娘娘一个人宠着我，爷爷也宝贝我。

我常听娘娘、阿伯说起，爷爷总是让我骑在爷爷肩上，走到交界桥下东堂先生开的杂货店去喝酒。

当时的店门口撑有一排古色古香的廊棚，这里是下市头人们集聚的中心，比较热闹。

我爷爷经常到这里买点花生米，坐在小方桌竹椅子上，将就着喝酒，可又怕我娘娘责骂，每次喝了酒临回家时，总要嘱咐我千万别告诉我娘娘。

而我也总是当面“呃、呃、”答应得好好的。

待伸着小手吃完了花生米或小糖饼干之后，一走进家门，就高声呼叫：“娘娘，娘娘，爷爷又吃老酒了！”

每次都调皮地故意地“打小报告”，害得爷爷挨一顿骂。

这个时候爷爷就会用手指点点我，骂我：“小活狲，介坏！”

“下次不带侬出去哉！”

爷爷骂管骂，但每次还是带我出去的。

于是，爷爷与孙子的这个故事就不断地重复……

还有我的阿伯，一有空闲就经常领着我去逛百官的三里长街，从下市头走到上堰头，又从上堰头走到下市头，有时我走不动了，她就得抱着沉甸甸“石石重”的我回家。

在街上我见到好吃的东西就会嘴馋，嚷嚷着要吃，阿伯总是拗不过我，只得掏出少得可怜的一点零花钱给我买吃的。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把我当作了她的儿子，差一点影响她找对象。

此时，阿伯与姑爹正谈恋爱，连我姑爹都误以为我是阿伯的小孩，哈哈，心里还曾经酸溜溜过呢，这是后来姑爹告诉我的。

后来，我的父母为了承担国家困难，响应政府精简城市人口的号召，在1962年也从东方大都市的上海来到了祖藉地百官，我又重新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可是三年之后，我父亲又被国家紧急抽调到大山深处的“大三线”，造枪炮去了。

父亲并未因为我是“独养儿子”而留在上虞工作，给我更多的关爱，仍然丢下了我拔腿就走了。

我与娘娘还是相依为伴生活着。

可是那个时候，我爷爷家只有三间平屋，生活着二爹、阿伯等人。

我父母亲刚从上海回来，没地方安身，只能租赁别人家的房屋栖住，当时我家租居在下市头“百官河”的对岸，交界桥的桥脚下一间楼房里。据我父亲说，每个月的房租费是6元钱。

我的娘娘俞沈氏，讳沈文仙。1911年的阴历四月廿二，出生于百官镇沈家弄内一户书香门第人家。

当年在百官有二条沈家弄，一条在桃园桥下虎逃弄内，一条在蒋家桥下蒋家弄内，我娘娘的娘家在蒋家弄内中间的那条弄堂。

蒋家弄内沈家弄旁曾经耸立着骑马石，出过大官，在旧时的百官很有名气，可见沈家昔日的辉煌显耀。

沈家的祖上曾经在朝为官，家境殷实。

我娘娘的父亲是百官街里开店经商又兼做先生，在沈家弄的另一出口，横街里开着私塾学堂，这私塾学堂的位置就是原来的县兵疫局后来的广播站。

我娘娘虽是女流之辈，但也读过私塾学堂识文断字，曾是当时横街里的私塾学堂唯一女生，混在一群男孩中间朗诵四书五经。

我娘娘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这为她以后的生活和为人处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俞家三代贫寒，我的太爷爷三十岁就早早地去世了。我的太娘娘二十四岁就守寡，又是“三寸金莲”，无法下田劳动，靠着做裁缝的手艺，获取一点微薄收入，独自抚养了我的爷爷和姑婆二个儿女长大成人。

我的姑婆后来嫁给了横街里一户姓王的人家，他家是开日杂商店的。当年曙光照相店二楼的房子就是他家的，上面卖的是碗盘陶瓷餐具和草席床上用品。王家后人全在杭州工作，这房屋产权所以一直没有收回。

我的娘娘自从嫁给了我的爷爷俞志仙以后，直到1997年5月27日去世，为我们俞家做出了很大的奉献。

我的娘娘作为儿媳踏进了俞家台门，就挑起了家庭这副重担，夫唱妇随，除了孝敬婆婆外，还养育了我父亲、我二爹、我阿伯三个儿女，并照顾全家所有人的生活起居。

她忙忙碌碌的一生都是在为俞家、为儿女尽力操劳中度过的。把我的阿伯培养成了师范生，是我的娘娘一生的骄傲和自豪。

在那个女人必须缠足成为“三寸金莲”的风气盛行年代，我的娘娘拥有一双“解放脚”，也值得她一生为此骄傲。

每一次只要说到这双脚，我的娘娘脸上就会漾溢着那种幸福的笑容。

我的娘娘七岁时曾经在太外婆的威逼下被缠足，但她老人家从小个性倔强，在哭闹中坚决不愿意，在打骂中坚持不屈服，迫使太外婆改变了主意，放弃了给我娘娘的缠足。

好在我的太外公平时对学生很严厉，对这件事却开明。最后，我的娘娘松开了那长长的裹脚布，解放了自己的双脚。

正因为不是“三寸金莲”，我的娘娘才有可能出门打工，养家糊口。

我爷爷虽然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家里却穷得“叮当”响，我娘娘作为一个千金小姐大家闺秀，不讲究门当户对肯屈就嫁给我爷爷，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我的娘娘年轻时身材颀长，面容清秀，我看过她中年时穿列宁装戴帽子的照片。

在她老了以后，尽管嘴里的牙齿已经掉了几颗，但我还可以度量出她老人家年轻时的身材，她老人家那慈祥而又憔悴的面庞上仍有几分姿色犹存，只是带斑点的脸上散落着几粒小麻点。

哈哈，这样描述对她老人家是不恭了，但我寻求历史的真实。

我娘娘的头发永远是梳得很光亮的，眼睛也很明亮，顾盼生辉。笑起来的时候，皱纹一圈圈在脸上波浪般地展开，非常慈祥。

我娘娘的一生经历了满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兵慌马乱的年代为了躲避战争、为了生存，带着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父亲，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在枪林弹雨中走南闯北，在上海、在南京、在无锡三个城市一次次地颠沛展转，历经了艰难困苦。

我的娘娘和我的爷爷在上海、在南京、在无锡三个城市的工厂都做过工。

临解放前，我的娘娘在上海开林罐头厂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表现突出，被老板看重，委以“拿马温”的职务。

这“拿马温”就是现在的工长，专门管理工人的。

后来上海开林罐头厂要迁移到广西南宁去，我的小舅公正失业，就把工作让给了小舅公。我的小舅公在广西南宁罐头厂一直做到了退休。

文革中我娘娘对我说过，她在上海期间，曾与“四人帮”中的江青为邻，住在同一个石库门的亭子间，那个时候的江青名字叫蓝平，身材高挑欣长，相貌漂亮靓丽，打扮前卫时尚。进进出出对人都打招呼，比较有礼貌。

我的娘娘回到上虞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了，一直在家做家庭妇女。我爷爷干不了农活，在百官做的是挑夫，“三天柯鱼二天晒网”挣不了多少钱，还爱喝酒。

我爷爷身体又不太好，患上了气管炎，经常咳嗽，虽然看了郎中吃了不少药，但总不见效。所以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我父亲对我说过，他小的时候，经常提着米袋跑到外婆家，去米缸里量点米，来弥补家用。

我父亲也因此七岁就在百官街里卖糖饼，十四岁就到上海做工，去学“外国铜匠”，每月挣5元银洋钿。

在国民党时期物价飞涨，银洋钿是硬通货，折成纸钱是一捆捆的，帮了家里不少忙。

解放后，我父亲在江西工作，60元的工资在一万多名工人中工资排名竟是第二位。当时，他们厂的王德厚是最高工资，也不过只拿了75元钱。现在的人简直无法想象。

我爷爷五十多岁就去世了，这个时候我娘娘的内心一定很孤独，但聊以自慰的是三个儿女都长大成人了，还有了孙子孙女，所以她比我太娘娘幸运多了。

但在那个缺粮少穿的贫穷年代，日子过得也不容易。为了活命，我亲手捧着娘娘的许多嫁妆里的好东西有些甚至是古董，送进了百官街槐花桥头的百官寄售商店，还有百官供销社收购商店，变成薄薄的几张钞票，再买粮买酒。

现在想想真可惜！

我的娘娘在我们未成年的儿时，每年的新春佳节都会给我们几房孙子、外甥，孙女、外甥女发放一个红包。

我记得自己最早收到的是崭新的一张5角钱，哈哈，被外婆多给3毛钱以示区别。

后来我也收到过2元、5元的压岁钱，她把对孙辈对小辈的祝福和祈愿都悉数地收进了那个小小的红包中。

我的娘娘平时也经常给我点钱，当她用抖抖索索的手打开包着钱的手帕，会递过一分、二分、五分几个“辣角子”。让我去买棒冰吃、去买甘蔗吃，去买连环画。

所以，小时候我的家里特多的是小人书，这是我娘娘的无私奉献。

我家小人书多，又有院子里的“益利”可以采摘下来能吃，而且学校离我家距离最近，我还担任着班长、红小兵营长，我家简直成了小孩的活动中心。

我娘娘与我们小孩混得相当熟悉，大家都叫她“军长”。后来，“军长”的名气在立新小学大得不得了，连老师见了面也称呼她为“军长”了。有点搞笑！

我与娘娘相依相伴十四年，我在她老人家的床上睡了十四年。

十四岁那年我还想赖在她的床上，可是家人都不同意，非要我离开娘娘。因为我已长大，必须独立生活了。

虽然我与娘娘分开了，但与娘娘相伴的十四年，她对我的成长，她对我的思想，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1997年5月27日娘娘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娘娘临终前对我的父亲多次说过，她想死在我家，不想死在二爹家。

当时，我父辈兄弟俩是每月轮流瞻养娘娘的。再三天就要轮到二爹家的时候，娘娘果然在我家逝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走了，实现了她的遗愿。

娘娘的灵堂设在了我的四季春旅馆大厅，我为她专门停业三天做了丧事。娘娘她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岁月匆匆，人生漫漫，时间已过去了15年，娘娘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魂牵梦萦。

我总觉得她就在我身边，我也没有离开过她老人家我。我多想再聆听她老人家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也多想再陪伴她老人家一起喝喝老酒打打关牌，可是天地之间、阴阳之界两茫茫。

我能做的唯有在正月初一、清明节给她老人家上上坟，拔拔坟头的杂草，再在她的墓前上一柱香，点二支腊烛，烧几沓纸钱，磕头跪拜。

然后放上一统鞭炮爆竹，以告慰娘娘的在天之灵。

每每我从娘娘的坟前站立起来的时候，缭缭绕绕的烟雾总是迷住我的双眼，让我热泪盈眶、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