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聖孟子

一、孟子生平

孟子（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相傳為魯國姬姓貴族孟孫氏之後代，父名激，母仉（ ）氏。少年時深受母親的嚴格管教，後拜子思之門人為師，深悟儒學基本精神，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孟子自稱“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對孔子非常敬重，自覺以學習和傳播孔聖仁學為己任。與孔子並稱“孔孟”。代表作《孟子》，而在這部著作中的《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王顧左右而言他》等已編入初中語文教科書中，《寡人之於國也》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中。據《列女傳》和趙岐《孟子題辭》記載，孟子曾受教於孔子的孫子孔汲。《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他“受業孔汲之門人”。有一種說法是，孟子在十五、六歲時到達魯國後拜入孔子之孫孔汲的門下，但根據史書考證發現孟子出生時孔汲已逝世三十載。所以還是如《史記》中所記載的受業於孔汲的門人的說法比較可信。就連孟子自己也曾說：“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離婁下》）無論是否受業於孔汲，孟子的學說的確受到了孔汲的影響。所以，荀子把孔汲和孟子列為一派，這就是後世所稱儒家中的思孟學派。 

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之道、以“仁心”行“仁政”、“民貴君輕”的治國理念；學說上，他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孟子繼承併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但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對儒術的理解。他主張仁政，提出“得民得心”的王道思想學說、“先利後義”的價值取向和“勞心勞力”的分工主張。

孟子學成以後亦如孔子授徒講學、周遊列國，他遊歷於齊、宋、滕、魏、魯等諸國，希望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歷時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於事情”，而沒有得到實行。晚年乃“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荀列傳》）。後世追封孟子為“亞聖公”，尊稱為“亞聖”。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將孟子的言行記錄成《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孟子把孔子的“仁”學的觀點訴諸“不忍人之心”，由“不忍人之心”論“性善”，由“性善”論“天”與“命”。

周烈王4年己酉（西元前372年）

孟子約生於此時

周顯王12年魏惠王13年韓昭侯6年甲子（西元前357年）

孟子約十五歲，受業於子思門人

周顯王17年秦孝公10年 己巳（西元前352年）

孟子約二十歲，欲休妻

周顯王37年己醜（西元前332年）

孟子在鄒，答鄒穆公問

周顯王38年庚寅（西元前331年）

孟子居平陸

周顯王39年辛卯（西元前330年）

孟子到任國，拜訪季任

孟子在鄒，與屋廬子、曹交問答

周顯王40年齊威王28年 壬辰（西元前329年）

孟子約四十三歲，首次至齊

齊相儲子來見孟子

周顯王41年齊威王30年宋君偃後元1年 癸巳（西元前328年）

孟子與告子辯論

孟子勸蚳鼃向齊王進諫

孟子與匡章交遊

孟子離開齊國，前往宋國

周顯王42年宋君偃後元2年甲午（西元前327年）

孟子至宋

周顯王43年宋君偃後元3年 乙未（西元前326年）

孟子在宋，與滕國世子相會

孟子與宋人勾踐論遊說之道

周顯王44年宋君偃後元4年秦惠文王13年 丙申（西元前325年）

孟子離開宋國，回到鄒

周顯王45年梁惠王后元11年 丁酉（西元前324年）

孟子在鄒，滕文公派然友問喪禮

孟子由鄒之滕，推行仁政

周顯王46年魏惠王后元12年 齊威王34年 戊戌（西元前323年）

孟子與農家陳相辯論

周慎靚王1年魏後元15年 齊威王37年 辛醜（西元前320年）

梁惠王“厚幣卑禮”召賢納士

孟子見梁惠王，時約五十二歲

孟子與周霄論出仕

周慎靚王2年魏惠王后元16年齊宣王1年 壬寅（西元前318年）

孟子與公孫醜論短喪

周慎靚王3年魏襄王1年 齊宣王2年 癸卯（西元前317年）

孟子約五十四歲，見梁襄王

孟子在範遇齊王子

孟子至齊，答齊宣王問

孟子論“我四十不動心”

周慎靚王5年燕王噲5年 乙巳（西元前316年）

孟子出吊滕文公

周慎靚王6年楚懷王14年 魯平公10年 齊宣王5年 丙午（西元前315年）

魯平公欲見孟子孟子返回齊國，與充虞論葬母

齊宣王問孟子伐燕

周赧王3年齊宣王 8年 楚懷王 17年 己酉（西元前312年）

燕人叛齊，齊宣王說“吾甚慚於孟子”

孟子論“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與淳於髡辯論

孟子約六十歲，辭官離開齊國

孟子遇宋於石丘

周赧王25年辛卯（西元前290年）

《孟子》約編撰於此時

周赧王26年壬申（西元前289年）

孟子約卒於此時

二、孟子的思想學說

談儒學必談“孔孟”。孔子在“戰國中晚期孔子的‘聖人’身份已確立”。[2] 而孔子逝後，“儒分八派”，如果視孔子為儒家第一代，那麼，“孟子則在第五代。”[2]《孟子》是在南宋才被奉為經書。在上世紀20年代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興起的“疑古思潮”之後，人們對許多古書都產生懷疑，把孔子講得只剩下一部《論語》還可以用。而李學勤先生在2005年8月卻指出：“我們認為孔子不僅開創了儒學，也確實開創了易學。”[2]“孔子是易學的真正開創者，是孔子真正把數術的易和義理的易（或者叫哲學的易）完全區分開來，於是才有我們所說的真正的易學。”[2] 我們以為，這才是比較真實的孔子。孔子的易經哲學將仁、義，禮、智對舉，確立了仁義、禮智信等哲學範疇；孔子講性善，《易傳》（十翼）明確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傳·彖·革》歌頌“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宋儒追慕崇尚的思孟學派受到了疑古思潮的衝擊，人們懷疑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脈絡，代表人物作品如章太炎的《征信論》和任繼愈等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的“思孟學派考辨”專節等。原因之一就是孔子到孟子之間文獻有斷檔。郭店簡儒家著作的的出現，“剛好補上了此處的缺環”[2]。荀子的《非十二子》所言“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由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暓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不難知道這就是我們原來百思不得其解的《五行》。為與元素論五行（金木水火土）相區別，我們稱之為德性論五行（仁義禮智聖）。《五行》有馬王堆帛書本（包括經、傳兩部分）和郭店簡《五行》（只有經部），從《五行》傳部有“世子曰”字樣，李學勤先生斷定此人為七十子弟子世碩。其實，孟子是一位深諳易道的易學家。關於這一點，清末大儒杭辛齋早有揭示。杭氏認為：懂得易學並不在於口道乾坤坎離，關鍵在於心法天道德義：“孟子繼孔子之後，七篇之首，即揭明仁義大旨，而歸體於性善及經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及繼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見孟子之不知《易》哉！”[4]孟子的“性善論”、“民貴君輕”思想、孟子高舉仁義旗幟，對揚墨之反制與抨擊，其理論資源全在於《易經》。不僅如此，孟子對孔子的易學（集儒學之大成）有繼承，還有創新。我們知道，大易有醫國、醫人、醫病功能。醫國的問題已由《易經》解決；醫病的問題也由《黃帝內經》解決。醫人的問題則是在思孟學派創立了德性論《五行》學說後獲得解決。德性論《五行》比照元素論五行的五項，提出仁、義、禮、智、聖範疇。認為：仁、義、禮、智四行全為“善道”，仁、義、禮、智、聖五行全為“德道”。義、禮分別是對仁和智的節制。而“聖”則是指通天、地、人三才之道。思孟學派將數術引入儒學以會通天、地、人的思想，未被荀子理解，招來荀子的嘲諷和謾罵。《童子問易》認為：“思孟學派這種將數術引入儒門的努力，高揚‘人道’主義旗幟，是企圖把儒學的道德條目加以自然哲學和生命哲學化。其理論是巨大的，對國人之思維方式與中國古代社會髮簪的影響也是深遠的。自此，易學真正走上了醫國、醫人、醫病的光輝歷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隱含著終始交替的意蘊。由此看來，應是思孟學派開‘五德始終說’之先河。”[5] 內聖外王是儒學的核心精神，自盤古開天辟地一脈相承，孔子集成，《大學》和《孟子》發展，宋儒導入，清儒發闡，現代新儒家精心進行體系建構的“王道”思想，同樣也是《易經》的德道思想。所謂“德道”：就是博愛、厚生，公平、正義，生新、鼎新，文明、和諧，誠實、守信，民主、法治之道。這是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石，也是中國人的信仰。

《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孟子語言、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貴君輕）和政治行動，屬儒學經典著作。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戶誦之書。《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有七篇十四卷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醜》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6] 

但考諸《孟子》，孟軻所見時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等皆稱諡號，恐非孟子自作時所為也；又記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屋盧子皆以“子”稱，也斷非孟子之所為，其編定者極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孟子》行文氣勢磅礴，感情充沛，雄辯滔滔，極富感染力，流傳後世，影響深遠，成為儒學經典著作之一。

（一）主要思想

《史記》說孟子有著述七篇傳數世，《漢書·藝文志》說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內容膚淺，與內篇不合，當是後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內篇。全書雖非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不忍人之心”論“本心”，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修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重視修身；由“本心”論“本性”，從“本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之道德“本心”確證人的“本性”之道德性，明確主張性善輪；從“盡心”、“知性”到“知天”，名字把“性”與天聯繫。由此人性之基礎，提出了“存心養性”的道德修養學說，首先是“四德”的道德訴求與規範；其次是“反求諸己”的道德自律；最後是“養吾浩然之氣”的崇高人格境界追求。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主張仁政、王道治國理念。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從歷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弑國亡，”而三代得天下皆因為仁，由不仁而失天下。強調發展農業，體恤民眾，關注民生，他在《寡人之於國也》中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7] 主張民貴君輕，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於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併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主張“劳心劳力”的分工。在價值觀方面，強調捨身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強調要以“禮義”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為優越的物質條件而放棄禮義，“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於我何加焉！”[7] 

1、性善論

孟子思想基礎是他的“性善論”，（梁啟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是他思想體系中的一個中心環節。孟子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以“四端”引出“不忍人之心”來論“本心”，“心”字本指人之心臟，然而古人認為“心”是人的思維功能和精神活動的源泉，是人的認知活動和思維功能。孟子說：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

心同其它的器官一樣，都是與生俱來的，但是其它器官不會思考，容易被現象迷惑而不能真正的認識事物的本質。心則不同，它能辨別是非，作出正確的判斷。在孟子這裡，孟子更加注重“心”的道德本性，“心”不僅是一個認識心，而且是一個道德“本心”。所以孟子說：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又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

顯然，孟子視“不認人之心”、“惻隱之心”為人的“本心”，由“本心”論“本性”，這一點非常的關鍵，因為，孟子在這裏直接從“不認人之心”、“惻隱之心”的道德“本心”論證人的“本性”的道德性，簡單一句話即是“性本善”，也是孟子的“性善輪”。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揭示了人的一種內在的普遍性：即是“四端”，從四端而發揚每個人內在的四德，然而四德依然在每個人的內在本性之中，從而證明了人性本善，故人接觸到外物所發出的七情六欲才得為善。關於如何修行本心，孟子踢出了從“盡心”、“知性”到“知天”。論明“情”“心”“天”“性”的聯繫。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自己的道德本心去行事，就能認識到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因為“心”與“性”是同一的，然而存心養性也是同一的，故珍惜、存養、敬奉自己的本性就是“事天”。然而如何“存心養性”，孟子也給出了明確的方法。首推當然是“四德”，孟子其實講了“五德”，因為思孟學派的《五行》篇中提到：人的道德修養要求主要包括“五德”——“仁義禮智聖”，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也”（《離婁上》）對聖人要求非常高，一般的人做不到，因此孟子多講四德，而以“仁義”為主；其次是“反求諸己”的道德自律，認為道德修養要從自身做起，孟子說：“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盡心下》）修身不能由別人代替，也不應該抱怨他人。孟子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醜上》）在道德修養上同樣如此：“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為何要反求諸己，因為“四德”是自己本性中所固有，這也是自律得以實行的內在基礎。最後就是“養吾浩然之氣”的崇高人格人格追求。這種高尚的人格，主要是靠內心的培養和外界的磨練。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這是外界對自己的磨練，所謂成功重人，必有外界的磨練。故孟子總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種大丈夫的人格，既是孟子所追求的高尚人格。

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2、孟子的治國理想

（1）民本思想

孟子根據歷史的發展和戰國時期的經驗，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著名命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孟子重視民心的向背，並且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一論題。認為“民心”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所在。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2）仁政學說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核心內容的王道思想，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這是孟子的性善輪的體現。踢出了“勞心勞力”的分工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制擬定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

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採取十一收稅的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恒心，無恆產者無恒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恆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於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當然也是為政者修身，反求諸己的體現。

仁，孟子解釋為“人心”。怎樣才算是仁呢？《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為：第一、要求關涉着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本質，是人與禽獸的區別；第二：人從哪裡做起，要從“親親”做起，先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然後推己及人。那麼怎麼樣才算是“仁政”呢？第一：親民。孟為政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醜》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仁心。要求為政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為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於天下”。

孟子以孔子的“仁”學，提出了“仁政”，以“仁政”為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為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徵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重生產，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才有充足的來源。對於商業：孟子還提出重農而不抑商理論，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後世確立限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著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3孟子教育思想

（1）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他們都把全民教育當作實行仁政目標。一方面，主張“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章句上）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孟子以孔子的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他不僅授徒講學，培養出了樂正子、公孫醜、萬章等優秀的學生，還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著《孟子》七篇，留給後世。猶如綿綿春雨，普降於漫漫的歷史文化中。

對教育方法的改進，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醜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章句上）父子之間由於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於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為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確的教育難以為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別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傷害感情。

（2）認識論

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據水勢就下、可導而不可遏的規律，來說明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道理。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進行教育時，必須採取因人而異的多種方法。而且，對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發展。認為教育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標準，使學生有一個明確的奮鬥目標。孟子所宣導的學習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國古代教育學的結晶，對我們今天的學習和教育仍然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3）信仰

孟子認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於天必須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天必然是至善的，否則必會失去信仰的意義和價值。

4、後世紀念

（1）先師廟

據傳，孟子在遊說各國期間，從齊國到魏國，途經幹城（今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孟軻鄉孟軻村）被大雨所阻。當時孟子聲望頗高，一時間奔相走告，轟動全村。孟子住處門庭若市，登門求教者絡繹不絕。孟子見此人如此好施樂道，決定留下講學數日。幹城人也以此為榮，於是就在孟子講學的地方建“先師廟”，把村名改為孟軻以示紀念。“先師廟”也稱“孟軻廟”，位於孟軻東村。嘉慶六年 （1801年），開州（今濮陽）知州張極重修孟軻廟，並為“大賢名不可名村”，將孟軻村改為大賢店。1958年廟毀。1981年複名孟軻村至今。孟廟，又稱亞聖廟，為歷代祭祀孟子的場所。亞聖殿為孟廟的主體建築，大殿正面重簷之間高懸一匾，上書“亞聖殿”楷書貼金大字。正中門額上掛“道闡尼山”橫匾一塊。殿內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門正面兩柱掛以一副巨型抱柱對聯，“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切同禹顏。”對聯和門匾都是清代乾隆手書。東側神龕雍正皇帝手書“守先待後”的金匾一塊。山東又稱為孔孟之鄉。

（2）七篇貽矩

山東鄒城孟府大堂簷下正中懸掛著“七篇貽矩”金匾，“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孫醜》《騰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貽”是贈給的意思；“貽矩”指贈給孟家的規矩。

（3）孟廟

孟廟，又稱“亞聖廟”，是歷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廟奉祀始於宋景祐四年（1037年），創建於鄒縣東北12公里的四基山西南麓，孟子陵墓前。後遷於現鄒縣城南關。